最纯粹的革命者一定是那个一支枪对着自己，一支枪对着敌人，在心里装着最美好理想的人。
“大哥，我们去上海了。”
“不跟我回山里了？”
“还想回山里啊，您这腿脚都不利落啦。”
“你不是要跟我当麻匪到处发钱吗？”
“今天不是把钱都发光了吗？还有比今天更过瘾的？”
“这么说，你改主意了？”
“那还用说吗？”
“老三，你有什么打算？”
“我要替二哥娶她。”
“老三，你跟我在一起不高兴吗？”
“高兴，就是有点不轻松。”
“你们俩呢？”
“有点。”
“不轻松。”
“姑娘，你这么拿着枪，更好看。”
标签是未分类，因为我不知道它应该并最终往哪去。
《这个照耀中国的理想主义者，我很怀念他》——乌鸦校尉
在张牧之来之前，鹅城是一个黑暗的地方。
富人和地主在城里为所欲为，而人民群众是他们的奴隶，打碎牙齿往肚子里咽。
老百姓只知道当地的黄四郎，不知道有什么县长。
县长敢反抗黄四郎，他们也不敢反抗，因为县长是流水的县长，黄四郎才是铁打的老爷。
有一个叫埃德加·斯诺的美国记者到了中国，民国的交通部长孙科给他安排沿着铁路旅行，希望他能写一写中国的风景。
然而，斯诺却忠实地记下了，他沿途看到的这个古老国家的落后和苦难：
道路两旁种满了罂粟，陕西军阀们为了赚钱，强迫农民把最肥的地拿出来种鸦片，一旦出现干旱，粮食就不够吃，在西北大饥荒的时候，几年时间就饿死了三百多万人;
西北是各种流行病的重灾区，在上路之前，为了安全，天花、伤寒、霍乱、鼠疫……斯诺把自己能打的预防针通通打了一个遍;
饥民为了换一点吃的，心甘情愿卖儿卖女，让自己能多活几天;他们饿死了以后，尸体还没有下葬就消失了，因为在一些村庄里，人肉是公开售卖的……
1936年四川饥荒的时候，四川靖化县县长于竹君头一次看见吃死尸、吃活人的惨像，从小读四书五经的于竹君被吓得精神失常，觉得鲁迅写的《狂人日记》痛斥吃人现象，简直是小题大做。
于是，这位学法律出身的县太爷写了一篇奇文，说“食人者不食人，则时刻有被人食之危险!”
所以，食人者不犯杀人罪，应正名为“正当防卫”。
四川人筹了141万赈灾的钱，但国民政府贪腐成性，连这点钱也不肯给到灾民头上，蓬溪县一个小小的公安局长陶子国，就贪掉了一万多元赈灾的钱。
四川省政府三番五次邀请慈善家尹昌龄主持川省赈务，却被对方屡屡严词回拒。
因为尹昌龄认为，四川之灾实为“人灾”，而非“天灾”，他一直在掏钱救自己身边的百姓，却始终不愿和国民政府合作。
“终是人灾一日不去，赈务一日难言”。
谁能拯救鹅城？这是一个当时很多人都在找，却没有人能回答的问题。
从洋务运动开始，这个国家的精英们探索了很多次，却没有一次能够成功。
1
1918年，李大钊介绍了一个学生去北大当图书管理员。
这个当图书管理员的人很不安分，不光在图书馆里读了很多经典，还见到了许多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来图书馆借书，有不少还是他的偶像。
每次他看见了自己的爱豆，都要凑上去想要和爱豆讨论学术问题。
可惜，没有大佬有时间听一个操着福南口音的年青人讲话。
“我的职位低微，大家都不理我。”
有一次，他去课堂旁听，壮着胆子向讲台上的胡适提问。
结果，得知他不是正式学生时，胡适直接拒绝回答。
这个到处碰壁的小透明，就是毛泽东。
在当时的中国，“胡适”这样所谓要救中国的民国大师比比皆是。
但是靠“胡适”这样的人，是推翻不了黄四郎的，因为他们嘴上说自己是麻匪的命，但实际上却怀着一颗师爷的心。
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说，要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。
但是，党内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们，守着本本不放，不理睬他。陈独秀就说：“农民是小资产阶级……如何能做共产主义的运动?”
觉得农民重要的，只有他一个人。
没办法，青年毛泽东只能再次回到湖南。
从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，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跑到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，搀着农民的手，问他们痛苦些什么，问他们要些什么，仔细听他们讲话。
他很快就发现，很多汉口、长沙的知识分子说的道理，其实都是瞎想的，真实的农民说出来的和他们完全相反。
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篇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。
但是，他是党内的少数分子，人微言轻，没有人接受他的主张。
1927年，中共五大，他提出“建立农民武装”，但再次遭到强烈反对，还被取消了投票表决权。
除了他，没有人真正意识到，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。
正是这一年，蒋介石、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，在全国大肆杀共产党。
秋收起义虽然如期举行，但还是失败了，尔后各大城市的起义也接连失利。
连续的失败终于让共产党明白了，在重兵防守的城市，共产党没有一点机会。
唯一的出路，是农村。
前面说到的美国记者埃德加·斯诺，后来在张学良的安排下，去了红军的根据地，他用自己在红军这里的真实见闻，写了一本《西行漫记》。
在《西行漫记》里，斯诺写道，自己见到了根据地一群年幼的孩子，就问那些还在玩耍的孩子：
“什么是共产党?”
“是帮着红军打白匪和日本的人。”一个八九岁的小孩脱口而出。
“还有呢?”
“他帮着打地主和资本家!”
“那什么是资本家?”
“资本家就是不自己干活，而让别人给他干活的人。”
“这里有地主或者资本家吗?”
“没有!”孩子们齐声一起大喊道：“他们都跑了!”
“跑了?干嘛跑了?”
“怕咱们的红军呗!”
一个小孩子，却说红军是“咱们的”军队，斯诺对此感到无比好奇。
斯诺又去问根据地的战士，为什么参加红军?喜欢红军吗?
战士说：“红军教我们读书和写字，教我们操纵无线电和怎么用步枪瞄准，红军是帮助穷人的。”
“红军待我们好，我们一回也没挨过打，这里人人都一样，不像在白区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，这里人人打仗都是为了帮助穷人，为了救中国。
红军打地主，打白匪，红军打日本，怎么会有人不喜欢这样的队伍呢?”
红军每到一地，就会把土地分给穷人，减轻赋税，大规模兴办集体企业。
仅仅是1933年，江西一个省就有一千多个苏维埃合作社，在这里，妓女不再需要当妓女，农民不再需要种鸦片，儿童也不需要去地主家当奴婢。
红军的战士有来自四川的，有来自湖南的，有来自江西的。
这些战士要么是被地主剥削的农民，要么是被师傅虐待的学徒，要么是被国民党害死双亲的孩子。
战士没有衣服穿，毛泽东就把自己的衣服给他穿，战士没有鞋子，毛泽东就自己也不穿鞋子……
有个福建苏区的年轻战士，跟着红军走完了长征的全程，却一点都不把长征当回事，还说“如果红军再长征的话，我就再走两万五千里!”
这是受压迫的穷苦百姓第一次自己站起来，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军队。
正是在红军这里，他们才第一次感受到，自己是被当做一个平等的人看待，能够有尊严地活着。
在红军刚到井冈山上的时候，井冈山上其实有两支农民武装。一个叫袁文才，一个叫王佐。
他们是当地的绿林好汉，占山为王。
一开始，有人觉得，需要消灭这两个人，他们觉得这就是两个土匪。
然而，毛泽东不这么认为，他调查过了，这个袁文才是客家人，因为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参加了当地的马刀队，是被世道逼得落草为寇的，占山为王期间也是多次劫富济贫。
于是，毛泽东亲自去见了袁文才，和他聊了聊天，肯定了他反抗豪绅地主阶级的革命精神，然后告诉他光是占山为王是不够的，革命需要有组织有目标，最后还给他送了100多支枪。
袁文才当了多年的山大王，还是第一次碰到一个真正理解他苦衷的，了解他心意的人。
这一谈之后，不费一兵一卒，袁文才就主动欢迎红军来井冈山，愿意接受改编，从此跟着毛泽东。
毛泽东打心眼里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一份子，人民也就心甘情愿地追随他。
斯诺采访的战士，一说起自己参军之后的故事都会兴高采烈，可以侃侃而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过程。
但是一旦让他们讲述自己参军之前的事情，他们就需要回想好一阵子才能想起来。
用斯诺的话来说就是：
“他们倾向于把这段岁月视为黑暗年代，他们真正的生命，是从成为共产党人开始的!”
这样的一支队伍，在战场上无比坚韧。
飞夺泸定桥的时候，对岸的国民党军早已架好了机枪，第一批冲过去的人一定会被扫射而死，但是红军每一个人都知道，全军的生死都系于铁索桥上，这仗打不下来，自己和战友都要死。
于是，红军战士纷纷主动请战，背着手榴弹和毛瑟枪，攥着铁索一点一点往前挪。
第一个战士被打中，掉到急流中就没有了，紧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，但剩下的人还在不断顺着铁索前进，明知是死，也要夺下铁索桥!
对岸的川军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打仗的人——这些光着脚，衣衫褴褛，只有十几岁的年轻人，当兵不是为了钱，不是为了混碗饭吃，而是为了胜利愿意舍生忘死。
打着打着，连对岸的川军都在默默盼望这些红军成功，红军冲过去朝国民党阵地进攻的时候，对岸有的国民党军立马扔下枪就投共了。
四渡赤水的时候，红军对国军是3万对40万，国军有飞机侦查，红军在当地没有原来根据地的群众基础，没有依靠。
国军对红军是压倒性的优势。
但是在毛泽东的指挥下，红军却能在国军的眼皮底子下晃点国军，把蒋介石骗得一愣一愣的。
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曾在《长征：前所未闻的故事》中这么描写当时的场景：
“毛泽东故伎重演，而蒋介石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的狗一样，毛泽东要他怎样，他就怎么样。”
毛主席用自己的实践，给出了那个无数前辈都没解决的问题的答案：
要拯救鹅城，推翻骑在人民头上的黄四郎，需要的是人民自己的力量，是一支由人民群众先锋队组成的军队。
在此之前的数千年，中国的执政者一直都解决不了中央权力到不了县、乡一级的问题，而在此之后，中国的十多亿人终于可以团结一心做大事。
在1925年，毛主席写下《沁园春·长沙》时，对于革命的前途还有点迷茫，虽心忧天下，但还是写道：
“怅寥廓，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?”
但仅仅到了1936年，他写《沁园春·雪》时，却已然成竹在胸，仿佛天下大势，尽在掌控：
“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!”
2
在张牧之成为领导核心之后，打黄四郎的革命队伍就几乎再没有出过大战略判断上的失误。
如果有的话，可能是他觉得解放战争需要5年，但是蒋委员长鬼斧神工的操作把时间缩短到了3年。
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中，革命队伍都面临过无数惊涛骇浪。
但你总能从毛泽东的诗句中感觉到，在一个充满光辉的理想主义者笔下，革命中那种血与火交织的浪漫感，会让一切风花雪月都黯然失色：
“五岭逶迤腾细浪，乌蒙磅礴走泥丸。金沙水拍云崖暖，大渡桥横铁索寒。”
“多少事，从来急;天地转，光阴迫。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四海翻腾云水怒，五洲震荡风雷激。”
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”……
新中国成立之前，从鸦片战争到日本侵华，随便一个工业国就可以骑在中国头上作威作福。
但是新中国刚刚成立，就可以在朝鲜半岛硬刚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，把对手一路逼退回三八线!
在前三十年里，印度、苏联、越南、美国都像以前的列强一样试探过中国，但新中国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，再强大的对手，也无法打断中国发展的脚步。
在革命的过程中，很多人都牺牲了，毛泽东的家人也不例外。
他的弟弟、他的妻子、他的妹妹、他的侄子，都是英烈，20多岁、30多岁就牺牲了。
毛岸英是毛泽东和杨开慧的长子，从小就吃过无数的苦，杨开慧被湖南军阀逮捕的时候，只有8岁的毛岸英也一同被抓进监狱。
后来，几经辗转，毛岸英被送到苏联学习。1941年，苏联和德国开打之后，尽管中苏之间有不让孩子服兵役的规定，但毛岸英还是主动要求参战。
1946年回到中国之后，毛岸英只跟在他的身边吃了两天饭，就被要求去机关食堂吃大灶。
后来，毛泽东又觉得儿子不仅要学知识，还要和工人一样参加劳动，“补上劳动大学这一课”。
毛岸英就按照父亲的要求，去解放区搞过土改，做过宣传工作，当过秘书，跟着李克农当过翻译，后来又去基层工厂当工人。
可以说，作为毛泽东的儿子，毛岸英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一点特权，反而总是战斗在最艰苦最危险的第一线。
朝鲜战争爆发后，毛岸英又主动要求，去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。
但不幸的是，1950年11月25日，在美军飞机的一次轰炸中，毛岸英牺牲了，成为了197653名志愿军烈士中的一个。
1951年，彭德怀回北京汇报第二次战役的时候，非常内疚地想要对毛主席道歉。
但是毛主席打断了彭德怀的话：“打仗哪有不死人的?志愿军战士死了成千上万，岸英就是属于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，一个普通的战士。
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，就当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。不能因为是我的儿子，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，哪儿有这样的道理?”
但其实，在刚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时候，毛主席一度悲痛得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
彭德怀离开之后，他站在窗前，默默地看着庭院里的松柏，无不伤感地念起了南朝庾信的《枯树赋》：
昔年种柳，依依汉南。今看摇落，凄怆江潭。
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!
毛岸英对自己的要求非常苛刻，即使自己已经付出了很多，已经非常优秀了，毛岸英还总是对自己不满意，想要做得更好。
毛岸英总是在日记里一遍一遍地问自己：“我做毛泽东的儿子合格吗?”。
在去朝鲜战场上之前，毛岸英又拿这个问题问了毛泽东一遍，但他只是说：“等你回来，爸爸给你个答复。”
谁成想，这次分别，就是天人永隔。
毛岸英牺牲之后，有无数的人往毛岸英的身上泼脏水，用各种各样编出来的“蛋炒饭”段子抹黑毛岸英，说毛岸英去朝鲜战场是去“镀金”的。
在很多影视作品里，毛岸英这个角色一出现，往往都被塑造成一个唯唯诺诺跟在父亲身边的木偶，完全不是真实的鲜活的人。
反而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，总是被拍成一个风度翩翩又能力超群的公子哥，什么“台湾民主之父”。
一个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这个国家，每每战斗在最前线的人，被人说是镀金，要搞世袭。
一个正儿八经子承父业搞世袭的人，却被奉为“民主先锋”。
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。
可能在某些人的眼里，身为“他”的儿子，就是一种罪过，哪怕把心掏出来把肺掏出来，也是罪过。
毛岸英牺牲之后，毛泽东瞒着所有人，把儿子留下的两件棉衣、一双袜子、一顶军帽和一条毛巾，叠得整整齐齐，悄悄地收在了一个小箱子里。
这个箱子，他一直带在身边，珍藏了20多年，从来没有丢掉过。
也许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毛主席还会拿出这些东西细细地看，想象着自己的儿子还活着，还在自己身边。
一直到1990年，在整理他的遗物时，工作人员才发现了这些东西。
我想，如果能重来一次，毛主席肯定想以一个父亲的身份，好好对毛岸英说上一句他心里想了很久，却始终没有机会说出口的话：
“儿子，爸爸为你感到骄傲。”
3
鹅城和平了，张牧之赶走了黄四郎，也在朝鲜打跑了十八国联军。
但这并不代表革命就此结束，反而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的开始。
天底下没有人不会犯错，一个队伍壮大了，总会被腐蚀，总会出现有别的心思的人。
打倒了黄四郎，张牧之还想回山里，继续当他的革命者，可是张牧之的手下不干了。
老三老四不想回到山里，他们想去上海，他们想拿着师爷那里来的委任状，去当新的县长。
《让子弹飞》的最后，老三拉着和电影开头汤师爷一样的列车，奔往上海，留下了张牧之一个人。
而穿着汤师爷衣服的黄四郎，又坐在了列车后面。
历史的车轮还在滚滚前进，黄四郎的身影依然盘踞在革命者身边，阴魂不散。
历朝历代的故事，免不了都要落入同一个宿命：
屠龙的勇士守着如山的财宝，自己也逐渐变成了恶龙，然后等待下一个屠龙者来终结自己，数千年的封建王朝历史，都是如此地循环往复。
革命者始终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——代表人民群众的先锋队被腐蚀了，该怎么办?
1965年，已经阔别井冈山36年的他突然提出：“我老了，经常梦到井冈山，很想回去看看……”
5月22日，他沿着当年秋收起义的路线，重新回到了那个让他魂牵梦绕的地方。
真正的革命者，始终要一把枪对着敌人，另一把枪对着自己。
在井冈山上，他挥毫写下了一首词——《水调歌头·重上井冈山》： 久有凌云志，重上井冈山。千里来寻故地，旧貌变新颜。 到处莺歌燕舞，更有潺潺流水，高路入云端。 过了黄洋界，险处不须看。 风雷动，旌旗奋，是人寰。 三十八年过去，弹指一挥间。 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，谈笑凯歌还。 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。
张牧之又一次背叛了自己既得利益者的身份，再一次站到了人民这一边。
那时的他，还是那么豪情万丈，意气风发。
在他眼里，只要自己想做，这世上就没有什么事，是自己做不成的!
哪怕这次的对手，是亘古不变的兴亡铁律。
它看不见、摸不着，它盘亘在人心里，比国民党，比斯大林，比美帝，比他面对过的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敌人都更强大、更可怕!
但他依然敢说，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!”
“今日欢呼孙大圣，只缘妖雾又重来”
其实，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，毛泽东就是其中的“异类”。
革命的路上危险重重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坚定无比的信仰，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够坚持走到最后。
一大一共13名代表，其中有4人牺牲，有3人叛变投敌，有2人成为汉奸，有2人脱离革命后又迷途知返。
从那条小船上坚定不移地走到新中国成立的人，只有他和董必武两个人。
1975年4月2日，董必武去世。
董必武去世的当天，毛主席把一首送别词，反复听了一整天，是南宋张元干的《贺新郎·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》：
梦绕神州路。怅秋风、连营画角，故宫离黍。
底事昆仑倾砥柱，九地黄流乱注。聚万落、千村狐兔。
天意从来高难问，况人情老易悲如许。更南浦，送君去。 凉生岸柳催残暑。耿斜河、疏星淡月，断云微度。 万里江山知何处，回首对床夜语。雁不到、书成谁与。 目尽青天怀今古，肯儿曹、恩怨相尔汝。举大白，听金缕。
也许是觉得最后“举大白，听金缕”两句太过伤感，他忍不住提起笔，把这两句改成了“君且去，休回顾”。
目尽青天怀今古，肯儿曹、恩怨相尔汝。君且去，休回顾。
这次也一样，张牧之依然是少数，他要净化被腐蚀的先锋队，老三和老四并不同意。
不止老三老四，当初一起上山的人，有的人已经忘了自己本也是穷苦人的出身，又开始骑到穷苦人身上作威作福。
从革命队伍诞生那一天起，这个问题就如影随形。
红军时期有个战士叫肖玉璧，穷苦人出身，给地主放马的，参加红军以后是有名的战斗英雄，战功赫赫，身上有90多处伤疤。
他受伤住院的时候，毛主席曾去医院看望他，当看到这个战斗英雄骨瘦如柴的时候，毛主席眼眶湿润，把自己特批的半斤牛奶全部送给了他。
然而，后来他居功自傲，当税务分局局长时贪污受贿，还把根据地很紧缺的粮、油偷偷倒卖给国民党，从中牟利。
事发被捕之后，按红军法院陕甘宁高等法院的判决是死刑。有很多战士给肖玉璧求情，说他是战斗英雄，希望网开一面，但毛泽东表示坚决拥护法院的判决，一定要枪毙他。
有的人没有忘，但“革命者内心潜藏的黄四郎”看不见摸不着，张牧之以往让他们打谁，他们说一不二。
但这次的对手，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碰到过，即使想打，他也不知道这样虚无缥缈的对手，要从哪里打起。
只有老二，始终站在张牧之的身边。
不少曾经的战友，成为了自己的敌人，他支持的人民群众也不理解他。
在《亮剑》里，1967年，李云龙的部队换了一个新政委，叫马天生。
让李云龙觉得奇怪的是，这个马政委1955年还是上校，怎么才过了12年，就爬到了正军级的位子?
结果一出事，李云龙就明白了。
这个马政委最大的本事，就是挑动其他人不要“文斗”，要去“武斗”，不要光写口号写大字报，要拿枪拿炮去“斗”，最好拼个你死我活。
明明本来是要自我净化，有些人却把事情扩大化，拿战友和人民的血换自己的前程。
马天生正是这种人，才会升官升得这么快。
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，但是需要引导，没有引导的群众力量失控，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混乱。
“革命”可以，但是不能只会“革命”不会“生产”，只会“造反”，不会“建设”。
原先的战友不再和他站在一边，新起来的人有很多也不是真的理解他的本意，只是找到了一条升官很快的大路，只是想做一个“马天生”。
有好人被打成了坏人，有坏人被洗成了好人;有人公报私仇，有人趁机上位;有人只想“文斗”，有人醉心“武斗”……
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已经彻底脱离了他原来的初衷。
他不得不重新拿起了笔，写了很多文件，告诉人民要怎么在“革命”的同时不要忘记生产，不要忘记建设。
但是他老了，他太势单力薄了，那些文件推行不下去，成了一张又一张的废纸。
张牧之举目四望，发现自己无比的孤独。
“四海龙王”水淹陈塘关
1975年，他已经垂垂老矣，做完白内障手术没多久，一只眼睛刚刚能看东西，他就去看书。
有一天，眼科大夫陪他看书，却发现看着看着，他突然发出一阵呜咽声。
大夫赶忙抬头，他不知为何，捧着古书哭了出来。
大夫赶紧起身去劝：“你不能哭，千万不能哭，眼睛要坏的!”
但是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，抱着古书，一时间哭得老泪纵横，肝肠寸断。
大夫靠近去看，他读的是南宋陈亮的词《念奴娇·登多景楼》：
危楼还望，叹此意、今古几人曾会。鬼设神施，浑认作、天限南疆北界。
一水横陈，连岗三面，做出争雄势。六朝何事，只成门户私计。 因笑王谢诸人，登高怀远，也学英雄涕。凭却长江管不到，河洛腥膻无际。
正好长驱，不须反顾，寻取中流誓。小儿破贼，势成宁问疆场。
六朝何事?只成门户私计。
那一刻，岁月塌了下来，重重地压在了他的身上。
他老了，他的时间不够了，他一个人的肩膀再也无法扛起这片天了。
他努力过，战斗过，和数千年的兴亡铁律殊死搏斗过，他真的如同太阳一样，把自己的生命都燃烧殆尽，只想要为天下苍生驱逐黑暗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!
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，在顽固的人性面前，他一败涂地。
尾声
1976年9月9日凌晨10分，他与世长辞。
他诞生的时候，这个国家积贫积弱，人均寿命只有35岁，全国80%的人都是文盲，有钢厂也找不到能胜任的工人。
随便一个帝国主义就可以逼得中国像饥民一样卖儿卖女，最繁华的上海滩，年年都是饿殍遍地，人们的眼前一片黑暗，看不到未来的出路。
他离开的时候，这个国家已经有了一整套完整的工业体系，人均寿命达到了65岁，文盲率降低到了20%，有数以亿计的产业工人。
大家能吃饱穿暖，能有尊严地活着，再没有国家能够欺负我们，后来的开放和飞速增长都有足够的基础，前途一片光明。
他引以为傲的两件大事之一虽然失败了，却提醒了后来的执政者，要在内部建立有效的自查自省的机制，时时注意自我纠正，防止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腐蚀变质，不要走历朝历代的老路。
很多人年少的时候读不懂他，但时间越久，懂他的人就越多;时间越久，怀念他的人就越多。
没有黄四郎，对鹅城很重要。
在他死后，有无数宵小之辈又换了一身装束，重新粉墨登场，想要再在这个时代再当一次黄四郎。
他活着的时候，这些宵小都被治得服服帖帖，唯有在他死后，这些人才敢出来对他指指点点，阴阳怪气。
但是这些人也知道，他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地位很高，直接攻击不成，这些人就编出各种各样的段子，旁敲侧击，抹黑他的战友，污蔑他的儿子，这些谣言七拐八拐，最终都会拐到他的身上。
但是，是非曲直，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。
他活着的时候，一直反对个人崇拜，老百姓对他喊万岁，他却总是回答说“人民万岁!”
如果没有他，今天的中国很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模样。
但他却时刻提醒我们，功劳属于全体人民，虽然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无比渺小，但是只要我们团结起来，那谁也无法欺负我们。
无论身前身后，全世界都有无数他的粉丝，景仰他、崇拜他的人数不胜数，无论是敌是友，对他的评价都极高。
但他却时时提醒我们，对谁也不要跪，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，要创造人类的幸福，全靠我们自己。
每一年的这个时候，都会有数万民众不惜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，不惜翻山越岭，从全国各地自发赶去湖南韶山纪念他。
真正一心为民的人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。
